回顧文革期間，廿三里的u201c雞毛換糖u201d及其歷史文化的發(fā)展，也并非一帆風順。當時，雞毛換糖成為被打擊對象，說雞毛換糖是u201c棄農經商u201d、u201c投機倒把u201d、u201c資本主義尾巴u201d，與全國禁令相抵觸，正是u201c山雨欲來風滿樓u201d啊！那時，廿三里也成立了u201c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u201d，把那些在廿三里街上手拎藍子叫賣的和擺地攤的趕得u201c嘭嘭u201d飛，禁止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人要抓，錢要罰。但是，廿三里鎮(zhèn)即使在文革這種割資本主義尾巴，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的時期，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依然盛興，那時廿三里鎮(zhèn)外出雞毛換糖的人員多達五千余人，經營范圍不僅涉及到浙江周邊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擴展到全國各地。隨著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和商品經濟的活躍，廿三里鎮(zhèn)在原先雞毛換糖小百貨銷售基礎上，進入了開拓專業(yè)市場和專門經營小商品的新階段，在20世紀的七十年代中期，廿三里鎮(zhèn)就出現了幾百個經營小商品的地攤，并于七十年代末形成了中國第一代小商品市場。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廿三里雞毛換糖隊伍的真正壯大仍是舉步維艱，直到1979年3月24日，時任中共義烏縣委秘書的楊守春在《浙江日報》第二版發(fā)表了《u201c雞毛換糖u201d的撥浪鼓又響了》一文，給廿三里鎮(zhèn)乃至整個義烏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注入了生機。該文是全國第一篇報道義烏u201c雞毛換糖u201d意義的新聞稿，被盛譽為u201c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第一聲吶喊u201d，第一份u201c為民請命書u201d。文章充分肯定u201c雞毛換糖u201d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其利多弊少，既推動了義烏紅糖事業(yè)的發(fā)展，又換回來出口所需要的u201c紅毛u201d，農田所需的作肥料用的u201c廢雞毛u201d，讓糧食增產，農業(yè)增效，搞活流通，于國于民都有利。文章發(fā)表受到了經濟、學術、新聞三界人士的盛贊。后來到1980年，雞毛換糖才被允許，公商局也為雞毛換糖頒發(fā)了臨時許可證。于是，廿三里鎮(zhèn)的男勞力一到空閑，便u201c傾剿而出u201d，村里可謂u201c十室九空u201d，盛況空前。事實上u201c雞毛換糖u201d好處并非至此。如廿三里鎮(zhèn)（公社）辦的廿三里羽毛廠，就是在這個階段應運而生的，當時它解決了農村數千人的就業(yè)問題，換回了外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農民收入，可謂利國利民。直到1982年后，市場逐步向義烏縣城集中民展，終成今日聞名遐邇的中國小商品世界，而廿三里的敲糖人正是義烏小商品世界的u201c始作俑者u201d。

　　綜觀廿三里鎮(zhèn)雞毛換糖的歷史，實質是一部撥浪鼓文化的發(fā)展史，其特點可概括為三方面的內涵：一是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自立自強的意識；二是勇于開拓，敢為人先與百折不撓，刻苦務實的實干精神；三是講求實利，注重經商，重商尚利的市場觀念。而義烏市委領導朱連芳對撥浪鼓的文化內涵用三個字作了高度的概括：勤、聚、讓。貨郎以勤為本，不畏艱辛，做人家不愿做的賺頭小的雞毛換糖謂之勤；不管到天南地北，不管賺錢多或少，不敢隨意亂花，而是把賺來的錢寄回家，從不敢忘記u201c節(jié)約u201d為本的光榮傳統(tǒng)，此謂之為u201c聚u201d；謙讓為本，和氣生財，薄利多銷謂之為u201c讓u201d。這正是廿三里鎮(zhèn)撥浪鼓歷史文化的真實的寫照。廿三里u201c撥浪鼓文化u201d的這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正是推動廿三里乃至義烏社會經濟高效、快速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也正是這種動力，造就了廿三里人特有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使廿三里商人在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

　　如今，許多以前的廿三里鎮(zhèn)敲糖幫，都已成了經濟辦廠能人，他們的眼光早已離開那雞毛換糖的蠅頭小利，把目標鎖定在國際市場，國際品牌上。然而，廿三里人雞毛換糖的精神，撥浪鼓的故事，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u201c雞毛換糖啰u2026u2026u201d，那聲音悠長而親切的吆喝聲將永遠激勵廿三里人在市場經濟浪潮中高歌猛進、更加美好！永不停步。